初谈宋尚节
（接上文）确定研究方向
一位好老师可以影响人一生。我的导师马太·麦凯勒博士（Dr. Matthew McKellar）是一位牧者型学者。他将三十多年的牧会经验带到课堂上。[1] 当我在课堂上分享说要研究宋尚节时，他对此给予肯定，并向我介绍说他从前在西南神学院毕业的学生Dr. Philip Koo就曾经研究过宋尚节。在读博士期间，我曾考虑是否要换一个题目，麦凯勒博士则不断鼓励我要集中在这个题目上，不要轻易更换。毫无疑问，麦凯勒博士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试想，如果我选一个西方布道家或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司布真、钟马田进行研究，我或许也可以写出合格的论文交给教授，然而这些伟大的基督徒对我的处境有多大的实践意义？我如何在文化层面与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呢？更深理解这些人的思想对中国教会、海外华人教会及我个人的事奉会带来多少启发呢？宋尚节则不同，他是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布道家。研究宋尚节是圣灵对我的感动，并且研究这位中国的布道家一定会对我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我可以透过圣灵跨越近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与这位属灵前辈隔空对话，从而碰撞出真理的火花、圣洁的热情以及教会实践的智慧。
确定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把整个写作过程比作穿越一片茂密丛林，那么研究方向就好比探险者出发前所选择的小径。方向一旦正确，旅程将更加顺利；若是选择失误，则极易误入歧途，越走越艰难，甚至可能前功尽弃。在这一关键抉择上，麦凯勒博士根据我的兴趣点为我提供了两个思路：其一，探讨宋尚节寓意解经的特点及其当代意义；其二，评估奥利金对宋尚节寓意解经的影响。与此同时，另一位长期研究宋尚节的学者、作家施玮[2]则建议我从“处境化”的角度切入，来理解宋尚节的讲道及它的实践意义。她指出，这样的视角不仅能把握宋尚节整个传道思路的主线，也能更好地厘清其讲道与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并且这个研究方向和成果会祝福教会。感谢上帝的带领，“处境化”这个词如同一把钥匙，为我开启了走向这片学术丛林的路径。
1885年，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到福建的宣教士爱德温·约书亚·杜克斯（Edwin Joshua Dukes）写道：
“一个人若要像中国人一样思考，就必须自己是中国人；他必须使用中国的比喻、中国的典故和中国的语言，才能使公开演讲真正有效……外国人的嘴巴实在无法说服中国人……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成千上万、乃至数以万计拥有奉献的口与心的中国人。中国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学者，而是有担当的人；若学者的身份附加在这样的人身上，自然是极好的，但最根本需要的是‘人’——勇敢的、真诚的、奉献的、能独立站立的人……现在是寻找中国使徒的时候了。但他的来临迹象尚未显明。当这位使徒来到时，他必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他会从神学院出来吗？还是会如同神的使者常常那样，从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兴起？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只能祈祷他快快来到！并愿他像旷野的施洗约翰一样震动整个民族！”[3]
1901年9月27日，宋尚节诞生于福建省兴化县（今天的莆田），他被誉为“中国的使徒”。他以中国人的文化与方式，向同胞传讲福音、阐释真理。作为早期赴美留学后归国的布道家，他始终流淌着深厚的中华血脉。因此，在属灵的层面上，他与我——一位生于中国、现于美国牧养华人教会的人——产生了遥相呼应的共鸣。圣灵藉此启示我，使我更深体会到：福音并非游离于文化之外，而是能够进入不同处境，被人真实地理解与接受，从而更有力地传递给中国人，乃至普世万民。
（未完待续）
[1]马太·麦凯勒博士是一位优秀神学教授的好榜样，他以基督的生命来服侍学生，真诚关怀每一位学子。他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与研究论文。为了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他甚至会亲自打电话，一对一地花上一个小时耐心指导。从标题、主旨、大纲，到具体内容，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细致入微地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
[2] 施玮著有《献祭者——宋尚节传》（The Sacrifice: John Sung）等书籍。
[3]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n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5), 240.